在全运村，在挡帘、篮球架等众多训练器材上，都有着明显的“春合”标示——1921年、1922年诞生的天津的利生、春合两大体育用品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天津体育用品生产厂，近百年的企业，曾伴随着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如今依旧助力中国和世界赛事；全运会期间，天津女排、天津柔道队的比赛用服装，1961年前后诞生于天津针织运动衣厂的“梅花”品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国际地位提升，1984年，许海峰就是身穿梅花国红款，赢得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

　　有悠久的历史和无可比拟的经验，在新历史时期中再振天津名牌、再筑中国体育品牌的辉煌，是老牌企业一直努力探索的目标，“本届全运会在天津召开，是一次激励，体育精神也将继续助力我们的发展。”接受采访的几位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天津南华利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琪洪在接受采访时，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宝贝：生产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篮球——“利生”两字和厂标清晰可见；时期全国篮球锦标赛用球，当时印有南开五虎的名字；1951年7月为捐献飞机特约篮球队表演义卖纪念篮球……利生，诞生于天津的中国最早体育用品生产厂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典范和体育文化用品生产销售的典范。

　　曾有一部喜剧电影《京都球侠》，片中有一位对抗英国足球队的大学生球员——此人就是创办利生的孙润生。而利生的诞生，又和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息息相关。孙润生，1885年出生于河北献县，幼年时移居天津，1912年，孙润生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毕业后，应张伯苓邀请赴南开学校任教，教授英语和音乐，周恩来曾是他的学生。篮球运动从1895年传入天津后蓬勃发展，但所用篮球和其他体育用品无一不是从外国进口，一个球要40银元左右，孙润生萌生自己生产体育用球的想法，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支持，还建议他就从篮球开始。在南开学校，孙润生“解剖”篮球记录数据，买来天津华北制革厂生产的底皮，制成了第一个篮球。而此时，孙润生向张伯苓辞职开作坊进行批量生产，张伯苓不但爽快地答应，还在孙润生离校时，多付了一年的工资。1921年，利生制球厂在天津北站附近开业，据说厂名就来源于张伯苓题写对联：“利应社会需要，制造体育用品；生为人身健康，畅销运动器具。”随着生产的扩大，更名为利生体育用品厂设立了诸多生产部门。蔡琪洪介绍，当时利生为天津教青年会室内公开篮球赛提供篮球，74支球队用这个球打了263场比赛，“篮球之父”董守义曾夸赞：“利生工厂所有篮球、足球等较之欧西名厂出品无分轩轾。在中国球类由西人认为合格采用者，利生工厂实开最先记录也。”利生篮球一直是业内标杆，早期最有名的是B6篮球，成为当时中国篮球比赛都使用的球；还有适于砂石厂用球，后来又生产出供女子和小学生的各种球。到了1935年，当时“第六届全运会”上，利生的法兰皮篮球已经“指定为标准球”，利生将按此标准生产的篮球命名为“全运号”。现在重获新生的“回力鞋”也和利生有渊源，当年利生生产过牛皮底的篮球鞋，还进口到美国俗称白星，利生工作人员拿着白星到上海原样加工，正泰橡胶厂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回力”篮球鞋。包括篮球、足球、排球在内，利生还生产了一系列体育用品，“当时光篮球护膝有5种类型，篮球袜有10种款式”此外，还有奥林匹克网球拍、门球用的木棒木球等，利生厂在北京设立了分厂，在顺德设立了制革车间，在天津法租界、天增里设立分公司，在大胡同社荣生商店，在各地设有分公司、代销店，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体育品牌生产企业之一。

　　蔡琪洪介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利生依旧成为行业佼佼者派普运动器材品牌，最早通过国际篮联FIBA认证的篮球品牌、第11届亚运会比赛用球；中国篮协CBO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SC中篮俱乐部篮球锦标赛指定比赛用球，并发明了机粘篮球——环保、耐打，永不裂梗。在重大赛事中，利生身影依旧。“我们见证历史，也创造历史，作为民族老品牌，我们也将在机遇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935年，旧时代的第六届全运会总结报告中统计，本次比赛体育用品国产化已经达到90%，其中，利生篮球成制定球，排球的制定球为天津春合所生成。如今，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自主生产全套体操器材的生产厂商，总经理祃玉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讲述了春合和张伯苓的往事。

　　作为春合厂创始人的傅伯川和张伯苓相识已久，如何发展中国体育是他们经常探讨的线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对面租的门面铺两间创办企业，因为是六人合伙创办，故借“同春”之意而取“春合”二字，命名“春合制球厂”，傅伯川任总经理。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汤锐曾以春合发展作为研究课题，他介绍，春合成立伊始的产品是手工缝制的篮球，张伯苓提议在使用“醒狮”商标，意在促进体育发展和振兴民族。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办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

　　1924年，随着制革科、球拍科、靴鞋科的设立，企业更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于天津市马场道设立工厂，南开大街原址改为营业部。到1929年，春合产品已延伸到体育运动服装，并于同年取得“醒狮”与“春合”两项注册商标。祃玉春解释，“醒狮”商标用于球类和皮制产品，“春合”商标用于运动鞋、运动服产品。春合厂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还采取了一些“绝招”，其中之一是树立声誉，无论是全国性或地区性还是国际比赛，春合厂都有意联络著名的运动员、裁判员，请他们在春合制作的各种球上签名，并为春合出具使用证明；对比赛的优胜队，还必请全体队员捧奖杯和春合球一起合影留念，然后用来制版登报宣传。此外，总经理傅伯川还亲自出马，登门拜访当时各省市教育当局、著名学校及有关方面，专程征求意见和题词。春合厂先后征到的题词有上百件，其中包括张伯苓、傅作义、林森、宋哲元、于右任、居正、姜云龙、孙科、黄郛等当年要人的题词，还有政府各部厅颁发的奖状等等。在春合厂12周年厂庆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等将军还曾亲自为其题词“作新利器”“自强不息”祝贺。汤锐说，自1931年始，春合先后赞助过德国足球队、菲律宾美军体育会、法军足球优胜队、朝鲜足球队、英国足球锦标队、美军常胜篮球队等。其初衷一方面固然有春合营销品牌之印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国对于中国体育文化的认知程度。1933年春合成为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筹备会唯一一家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成为中华民族经济层面自信力的一种适时彰显，同时也是对“体育救国”论实践层面之回应。

　　祃玉春介绍，1949年后，春合厂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快恢复生产，到1952年年初，已基本恢复到抗战前的鼎盛水平。同年5月，春华制革厂合并到春合厂，成为春合厂的制革部。1954年利生的体育器械部则划归春合体育用品厂，专门生产体育器械，并将春合厂更名为“天津市体育器械厂”，1981年3月恢复原厂名——“天津市春合体育用品厂”。1972年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国家体委为尼克松总统安排观看体操表演，表演所需体操器械的生产制造任务由春合厂来承担。祃玉春说，由于这款体操器械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意义，春合厂决定使用“中华牌”作为它的商标。“中华牌”体操器械伴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见证了国家体操队一代又一代的体操运动员从训练场走向赛场，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在国际大赛的赛场。1987年至今，春合厂受国家轻工部、教育部等有关政府机关委托五次编写、修订全套体操器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自行制订体操器械等54个产品的企业标准。长久以来，在国内乃至国外一些重大赛事中，天津春合也成为体育器材的重要“名片”，本届全运会春合提供了挡帘、篮球架等训练器材。

　　天津人有“梅花”情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几乎人人都有一件“梅花”牌运动衣，“梅花”牌所代表不仅是天津出产纺织品的佼佼者，而且是见证中国奥运首金诞生的“战衣”，骄傲！

　　说起梅花牌，就不得不说当年享誉全国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天津的纺织业水平一直处在全国的领先地位。1947年，天津织棉公司投产，这就是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的前身。1959年，当时的天津纺织工业局把第一、第四针织厂合并为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国产健身器械品牌。也正是在那个年代，天津必一运动体育app下载安装、上海、青岛的纺织产品在全国被称为赫赫有名的“上青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的产品主要供给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由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提供的运动服被选为国家乒乓球队参加比赛用的专业运动服，而“梅花”牌也正是在那前后诞生。梅花二字取自发表的著名诗词《卜算子·咏梅》。梅花体育总经理甄如涛告诉记者，当年的“梅花”牌运动衣十分紧俏，因为质量好、耐磨，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梅花运动衣专供给国家体委下属的各个运动队，普通百姓很难买到。70年代中期开始，梅花运动衣开始进入最辉煌的阶段，针织运动衣厂在南泥湾路的院子里会停满拉货的汽车。

　　1979年，在首届中国纺织博览会上，梅花牌代表天津获得了两项金奖一项银奖，成为当年全国的金牌品牌。但梅花运动衣的高光时刻，则是在5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1984年，许海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拿到了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与许海峰一起被定格在那个辉煌时刻，还有他身上一身红色的梅花运动衣。老梅花最经典的两个款式就是“国红”“士林蓝”。许海峰所穿的款式，就是国红款。许海峰一拿完金牌，梅花运动衣在全国各地被疯狂抢购，出产梅花运动衣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的生产线小时不间断生产，但依然供不应求。

　　本次全运会，天津排球队也身着梅花运动衣亮相赛场。梅花牌运动衣也时隔多年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甄如涛告诉记者，和排球协会的合作仍在继续。“天津体育精神和老品牌的底气，让我们也有着向前的冲劲。”